当孤独成为整个社会的“症候”，“想想陶渊明和段义孚的遭遇，虽时代和环境不同，但陶渊明所构想的桃花源不就是段义孚构想的宇宙游乐场吗？没有人能夺走他们的‘自在之地’。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自在之地’。”

晚年的段义孚曾回到祖国，在长城留影

　　2023年8月，在地理学家段义孚去世一周年之际，他的自传中文版《我是谁？》出版，这位一生有诸多迁徙经历的学者在开篇即说，“我在很多意义上都是无根的人，我年轻时从未在一个地方住满过五年。”

　　段义孚1930年出生于天津，幼年曾生活在重庆，早年随外交官父亲段茂澜出国，到过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地。他在1951年入美国伯克利大学读研究生，1957年获博士学位，后来成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奠基性学者。2022年8月10日，段义孚在美国逝世，享年92岁。

　　六十多岁时，段义孚在自传中回首人生，“我的‘家’换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天津、南京、上海、昆明、重庆、堪培拉、悉尼、马尼拉、伦敦、牛津、巴黎、伯克利、布卢明顿、芝加哥、阿尔伯克基和多伦多。在社交方面，我也同样无枝可依，我一直单身。一个家庭算是一片可以移动的旧土，是一个人成长的基础，但我与它无缘。”

　　“作为一个寻不到根的人，我天生就该自我审视。”段义孚写道。

　　在自传中，他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提及亲历的世界大事，仿佛是他在办公室工作时窗外的白噪音：战乱时期的重庆，睡不着的晚上，他在堂屋穿行，给父亲的同事朋友递烟，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反越战运动中，他在校园里继续读书，发觉自己实在不适合学数学。那些战乱艰险、多国辗转、身份转换，他只是轻轻带过。

少年时期的段义孚与家人

　　在同时代的地理学家专注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空间分析时，段义孚感兴趣的是人与环境的情感纽带，由此开创了人文主义地理学。他最有名的学术著作《恋地情结》影响了西方学界，以人的生存为核心，阐释客观的地理环境与人的主观性情的关系。《逃避主义》源于他去迪士尼梦想主题乐园时，想到的是逃避，而幻想乐园的普遍性又能延展到农田与城市。《制造宠物》中他探讨了嬉戏性支配的心理学，这是一种运用权力的特殊方式，其结果是人类制造了宠物。

　　逃避、依赖、恐惧等这类人们往往避而不谈的情感话题，被段义孚在作品中大胆、周密而广泛地演绎。“我的方法是描述性的。目的是指点、对照和阐明，建议重新观察世界的可能方式，而不是分析、解释，得出肯定的结论。”他在研究中探讨着人类依恋地方的性质，对自然与景观的态度中的恐惧成分，还有在日益撕裂的空间中发展出的世界观和自我意识。

　　2012年，当段义孚获得地理学界最高奖——瓦特林·路德国际地理学奖时，评委指出，段义孚超越客观的论断，揭示了在传统社会科学模式中多层次的主观性，并且提醒大家批判性地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的思想和生活。

　　在《逃避主义》中，他表示写这本书有两个主要目的，即提供一种不同寻常、富有成效的视角来认识自然和文化，同时希望能用这本书说服读者，“特别是那些读过太多悲观文献的读者，认识到我们其实已经拥有了太多美好的事物，尽管这些美好的事物并不是很可靠。”

　　然而在自传中，当他望向自身时，疑惑与不确定增多了，“我是一个逃避主义者吗？我是否常把自己放在了一束光里，去表达人性中那些可能是最乐观的一部分，并提醒周围总在关注事物阴暗面的饱学之士们：这个世界依然存在着美与善的事物？其实我并不知道，又有谁知道呢？”

　　“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和变化莫测的未来，孤独也许是段义孚或我们时代的人的必然命运。”研究段义孚的学者、欧宝官方-(中国)网站首页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叶超说。以下是对叶超的访谈。

恋地与无根，宇宙是游乐场

　　南方人物周刊：《恋地情结》和《浪漫地理学》这些地理学著作读起来有种超脱性，而他的自传《我是谁？》里表现出漂泊、无根和疏离，与他的学术作品有很大差别，你阅读自传时有这种差别感吗？

　　叶超：我觉得这也是我感受的一部分。写作也许是他排遣孤独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自问“我是谁”也是对大家的启发。尤其处在这样一个快速城镇化的时代和剧烈变迁的社会，近二十多年来我们所面临的压力和剧变是前所未有的。在物理层面，人类正在迈向以技术为代表的更高级的文明阶段；在心理层面，人变得越来越孤独，难以理解他人也难以被人理解，人的心情很多时候难以名状，孤独成为整个社会的“症候”。

　　我觉得段义孚首先是对这种孤独有敏感，然后是结合专业精准表达，至少从他的文字和作品看来，我认为他在某种意义上找到了他的寄托。比如说沙漠，他所钟爱的一种自然景观，比如说他对于家园的复杂认知。由于他的敏感性、想象力和诗意，他甚至将宇宙作为游乐场。

　　南方人物周刊：自传里，他重复说到自己在亲密关系上的缺失，也反复说到自己的敏感脆弱，这样的个人经验如何影响了他对环境的感知？

　　叶超：我们通过他的书也可以发现，他其实是很渴望亲情、友情甚至爱情的，但是同时他本人又是一个特别羞涩敏感甚至脆弱的人。小时候他觉得父母更偏爱他的哥哥或弟弟，实际上他的父母还是非常爱他的。而他出生成长的1930-1950年代的20年，是中国最动荡不安的一个年代，所以这种漂泊无居、动荡不安的外部感觉，跟他独特的敏感脆弱思绪碰撞在一起，一开始就培育了一个独特的思想种子。

　　因为段义孚的父亲是外交官，所以他从小就接受世界主义的教育，相比同龄小孩以及绝大多数中国人，他小时候就能够接触到很多世界层面的东西。加上后面在不同国家求学和生活，他自己在不同环境中倍感孤独、甚至压抑，但也许这些环境也激发了他的潜能和天赋，促使他寻求超脱，超出约束自己的这些地方，进行更广义或抽象意义上的思考，那就是到底什么是人类的家园，人与地方之间是什么关系，地方又如何影响人？这些问题是地理学的核心问题。

摄于1940年或1941年初，此时段义孚一家准备由重庆迁往澳大利亚。图中，段义孚挤开弟弟 （右一） 从而获得母亲的更多关注。他紧挨着母亲，轻轻地靠着她的身体，而这个位置本该属于他的弟弟

　　南方人物周刊：这本书也不只是自传，还与他后来出版的《人本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回家记》构成一套理解人地关系形成过程的书，他的人地关系是怎么形成的？

　　叶超：其实按照他的爱好和禀赋，他读大学和研究生时应该选择哲学，但是他觉得哲学太过于抽象了，他想要依托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能让他回答关于人生的意义或者“我是谁”的问题。他选择了地理学，地理学的很多东西都看得见摸得着。你能具体感受到土地、地貌、景观，你无法脱离这些去抽象谈论它的意义。进入地理学的门径之后，他深受近代地理学的奠基者、德国地理学家洪堡的影响，洪堡、李特尔等提出地理学是研究“地球作为人类的家园”，我相信这是对段义孚一个非常猛烈的撞击。因为原先他所纠结的只是“小家”，至少从他的描述里，家庭给他的感觉是疏离的。但当他通过地理学发现地球作为人类的家园以后，相当于有了一个更超越性的寄托和价值追求。

　　地方、空间、景观、环境与人的情感、价值观之间的紧密关联，是以往地理学很不看重的。传统地理学研究的是客观的地理环境，类似于网络词条，打开就能看到地方的经纬度、地貌、气候、GDP、人口，可能有用但枯燥乏味。段义孚希望发现人跟地方之间真正的关联是什么，既有情感方面的，也有价值观方面的，还有文化方面的，由此他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地理学家一起开创了人文主义地理学，这有别于传统的“没有人情味的”地理学。

　　我觉得他通过地理学这个途径解决了他自己最关心的问题。他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人的问题。他是从自己出发，从自己的经历中提炼出来最核心的一个东西，试图用一系列的论著来解答他的问题，却形成了扩散效应。

1951年6月，段义孚在牛津大学的毕业照

逃避与恐惧，人内在于环境之中

　　南方人物周刊：地理学家们往往讨论的是迁徙，如何把一个地方改造成良好的栖居地，但段义孚关心的则是逃避、依赖、恐惧等这些人们回避的情感话题，他这些研究的特殊性在哪里？

　　叶超：恐惧和逃避本来是一个心理范畴的问题，他的特殊性在于把心理学的问题跟地理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的风格就像书法或其他艺术作品，很难去临摹或者复刻。但研究特殊性首先要看到一般性，段义孚实际上考虑的是一个普遍的东西，人对地方容易产生恋地情结，一种稳定的、情感的纽带或联系。但地方自身在变化，加上还有社会变化，战争、瘟疫、饥荒、经济衰退等，这时候与恋地相对应的情结就是人们对地方的逃避了。

　　逃避很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于恐惧，恐惧饥饿、洪水、瘟疫，甚至恐惧某种文化。当人受到压力的时候，就想要逃避到另一个地方，这是一种本能或者权利。这也涉及我们刚刚讨论的主题，其实最深的孤独是无处可逃。段义孚在研究恐惧景观和逃避主义时，把人类古今中外的内容都涉及了，实际上他想研究的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恐惧和逃避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人类的心理与地方、空间密切关联，他想把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系统性的探究。

　　南方人物周刊：段义孚在《恋地情结》的前言就说，“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人文问题，首先是要让我们认识自己，如果没有实现自我认识，就不可能提出长久有效的解决方案。”我读自然题材的非虚构作品《消失的飞蛾》时，作者麦卡锡也有类似的话，说我们必须唤醒人们对自然的情感与记忆才能去保护它。在频发的极端天气下，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当今有哪些启示？

　　叶超：《恋地情结》前言里的这句话也是我在读时重点勾出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理解环境不是理解一个客观事物，因为人就在环境之中。段义孚强调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这至关重要。人跟环境是一个密切关联互动的关系。不能想象我站在环境外面指手画脚，哪怕是出于保护的理由。

段义孚和同伴进行实地调查

　　环境一方面在滋养着我们，另一方面又在限制和约束我们，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惩罚着我们。环境的系列变化对人来讲是好还是坏，不是一个道德或者价值评判的问题。我们内在于环境之中，所以我们认清楚自己的最终目的是认识清楚自然或社会环境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只有理清这种关系，才能够去谈环保或者治理。

　　我到西部去调研，西部一些县的人说我们县没有工业所以发展后劲不足。其实有些县旅游资源富集，但发展乏力导致旅游业没法给当地带来更多财富，这是矛盾之处。地方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你必须得深入理解到底这地方的人是怎么样的，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只有深入理解自我与他者，才能真正理解环境或自然的变迁。

　　南方人物周刊：客体化就会导致非常简单利落地去看环境，就好像说搞大保护就大保护，说搞大开发就大开发。长久被忽视的一点是，环境或说自然不只是与我们的生产生活有关，人在其中还要处理情感的问题。

　　叶超：你刚提到的问题恰恰论证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重要性。人文主义地理学第一是把地球作为人类的家园，家园这个词表明了什么？人是内在于地理环境或自然之中并和它有一种亲密的联系。第二个就是探究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价值观、文化联系的具体过程和复杂动力。这种家园意识和追索精神对“无根的”现代人会越来越重要。

1963年2月，段义孚和哈里斯夫妇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船石镇（Shiprock） 附近开展野外工作，哈里斯的大女儿莎拉坐在巨石旁边。段义孚的小卡车在照片的右侧，追不上哈里斯家的那辆轿车

陶渊明的桃花源与段义孚的宇宙游乐场

　　南方人物周刊：但无论是恋地中对稳定的依恋，还是恐惧与逃离，人类这么多年里的情感方式好像也没有根本性变化。

　　叶超：是的，你发现了没有？这就是现代人最大的一个矛盾。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已经把人类拽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但是人的情感、人的思想或者人对过去或他人的记忆，不是与高速发展的科技完全匹配，甚至有时候科技越往前走，人的感情和精神越往后走。两者之间的不匹配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制度夹在中间，制度如果能协调好二者则好，制度如果协调不好，那就面临非常大的危险。

　　人文主义地理学并不一定能给我们提供明确的答案，但是我想至少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必须得重视并面对人的感情与地方、空间的联系这一问题。问自己是谁，不是说关在小屋子里问，而是在与周围环境不断遭遇、碰撞、冲突以及与环境里的其他人遭遇、碰撞、冲突的过程中去问。想想陶渊明和段义孚的遭遇，虽时代和环境不同，但陶渊明所构想的桃花源不就是段义孚构想的宇宙游乐场吗？没有人能夺走他们的“自在之地”。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自在之地”。

　　南方人物周刊：人文主义地理学在现代地理学思想中处于什么位置，在当今的地理学界，人文地理主义是主流吗？

　　叶超：它至少是一种流派，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它不仅影响到地理学，而且还影响到城市规划、建筑学、文学、艺术等学科或领域。主流或多数就是正确的方向吗？从数量上看，人文主义地理学虽然不是现今的主流，但它是我们研究地理学非常重要的基础。不管你是自然地理学家还是人文地理学家，它都是一个应该了解并秉持的核心观念。

段义孚自传《我是谁？》

　　南方人物周刊：这几年国内对段义孚的讨论变多了，为什么？他一直研究的人与地方的关系，在后全球化时代有什么新的意义？

　　叶超：上世纪80年代，人文地理学前辈李旭旦就将段义孚的文章翻译过来，但他坦承并未读懂。到1990年代，大家开始通过一些零散的译作接触到段义孚的著作。2000年后，段义孚的论著陆陆续续被翻译，但数量不太多，近五年有大量的段义孚著作被翻译出来，包括这本自传。从翻译的角度来讲，段先生的著作中译本在地理学家中位居第二，第一位是另一个地理学家大卫·哈维。

　　当中国的城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还没到一定阶段时，段义孚所研究的很多问题还没有引起国内的共鸣。但是，比如随着社区中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制造宠物》就进入了视野。他其他的书也有类似情况。对于现在人所处的孤独情境以及重重压力，段先生的研究有一种超前的预见性。因为个体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他提供的样本就更加重要了。他留给我们挺多的思想遗产，最重要的就是朝向人文主义的世界。

　　我们倒不一定要成为段义孚，我们不可能也不必成为段义孚，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尝试学习和了解一下他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理解自我与他者、人类与地方的密切关联对人类自身至关重要，也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人文主义地理学不一定能解决所谓的实际问题，但它是一个绝佳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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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丨欧阳诗蕾

来源丨南方人物周刊

编辑丨王蓝萱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