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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尖 罗岗:“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 天下谁识熊式一

2023年09月18日

  主题: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熊式一的故事

  时间:2023年8月18日

  地点: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一层友谊厅

  熊式一,20世纪海外最知名的中国作家之一。陈寅恪曾以“海外林熊”之句将其与林语堂并举。

  1934年,他改编自中国传统剧目的英文戏剧《王宝川》在伦敦连演900场,自王室到平民,家喻户晓。1935年,他成为第一位登上百老汇舞台的中国导演,《纽约时报》誉之为“中国莎士比亚”。1943年,他创作的英文小说《天桥》,被翻译成法、德、西、捷、荷等语,畅销欧美。他还是中英双语译者、香港清华书院创校校长、BBC电台评论员、剧作家、艺术收藏家……

  而在中文世界,熊式一的名字在很长时间里“消失”了。

  近日,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荣誉教授郑达的传记《熊式一: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让他的故事呈现在更多中国读者眼前。


中国人,用英文写作

同时又在英语世界中大获成功的 消失的熊式一是其中之一


  毛尖“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这一称谓,您觉得熊式一当得起吗?

  罗岗:遗憾今天陈子善老师没来,谈熊式一他最有发言权。我知道熊式一就缘于子善老师当年做的“海豚文库”,其中《八十回忆》就是对熊式一的4篇回忆文章,最早发表在《香港文学》上。由此,熊式一才慢慢回到中文世界。所以这个人确实“消失”了很长时间。

  熊式一与莎士比亚同行,都以“剧作家”名世,当然他并未如莎翁般写了那么多剧作。熊式一不仅仅是剧作家,他的小说《天桥》也很有名。但他最主要的成就还是《王宝川》,以及后来在香港写的《梁上佳人》这些。

  很客观地讲,熊式一的成就和莎士比亚不能够相提并论。莎士比亚,我们知道,“世界文豪”,对吧?就算没有诺贝尔奖——熊式一比较自负,老觉得他要得诺贝尔奖。有时候我觉得他提“诺奖”可能是开玩笑。

  毛尖:可到临死,他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拿到诺贝尔奖。

  罗岗:他那个时候说的话……那时他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算“童言无忌”吧。

  《消失的莎士比亚:熊式一传》里也提到他讲“我应该拿诺贝尔奖”。也在这本书里,他跟孙子吹牛:“我的《王宝川》只比《圣经》印得少一点。”

  但是熊式一写的戏剧,一如郑达教授(《消失的莎士比亚:熊式一传》作者)讲的,“在英国西区演好多场,又到百老汇去演出,获得很大成功”。基于这些,我觉得说“熊式一是具有莎士比亚式影响的”,是没问题的。

  然而我更想讲的是,中国人用英文写作同时又在英语世界中大获成功的,其实只有三位作家——最有名的是林语堂;第二个是蒋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郑达先生也写了一本《蒋彝传》,蒋彝也是大获成功的;还有,就是熊式一。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三人里有两个江西人——蒋彝是,熊式一也是。蒋先生的书叫《哑行者游记》,应该是“文景”出的,我跟陈(子善)老师为蒋先生的书一起做活动,陈老师对江西很有感情,他插队落户在江西,所以他说:“蒋先生是江西人,我算半个江西人,所以我们一共是两个半江西人。”


海外林熊各擅场,卢前王后费评量

北都旧俗非吾识,旧时王谢已无价


  罗岗:江西还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陈寅恪。抗战时他眼睛看不见了,取道香港到伦敦去治疗。他跟熊式一是老乡,都认识。熊式一1942年小说《天桥》出版就赠送他,陈先生没办法读,就请别人朗读给他听。听完写了三首诗,赠送给熊式一。

  毛尖:书里讲到熊式一很喜欢题签,每次都要引用陈寅恪的诗。

  罗岗:对。第一句是“海外林熊各擅场”,他认为林语堂跟熊式一是各胜其场。因为当时林熊各写了一部在西方很畅销的小说,一部是后来改编成电视剧、大家很熟悉的《京华烟云》,还有一部就是《天桥》。

  第二句“卢前王后费评量”。这句话很厉害。我们都知道“初唐四杰”,初唐4个有名的诗人,最有名的是神童王勃,接下来是卢照邻。陈(寅恪)先生这句诗就用到带头这两个。“卢前王后”,就说你们两个人谁前谁后,我是费思量的,我一下子难下判断。

  但再后面两句诗实际上还是站熊式一的。“北都旧俗非吾识”,《京华烟云》是写北京的,陈先生在江西出生,故北京之于他是“北都”,“北京的旧风俗我不懂”,或者“我读下来没有什么亲切的感觉”。最后一句“爱听天桥话故乡”,“天桥”一语双关,熊式一小说的名字叫《天桥》,且他写的天桥那个地方也在江西。

  所以,陈寅恪先生是很赞赏熊式一的。后来的第三首诗里也有一句,可以看出陈先生读了《天桥》之后感慨很深——“旧时王谢已无价”。我们都知道“旧时王谢堂前燕”。如果读过《天桥》这部小说就知道,它是从“戊戌变法”一直写到“辛亥革命”。“戊戌变法”和陈寅恪先生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其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和他的父亲陈三立都是维新派,“戊戌变法”之后受到极大影响,所以“旧时王谢已无价”——“我们家没有了”。

  讲这些,只为帮助大家更方便理解,熊式一跟江西人、还有和林语堂、蒋彝他们这几个人的关系。


从旧式家庭走出 成为新式摩登人物

婚姻八卦背后的中国开放传奇


  毛尖:莎士比亚写很多剧,故事其实都是有所本的,或者说有一个源头,哈姆雷特的故事、李尔王的故事、麦克白的故事,莫不如是。熊式一写的很多剧本也是有原型故事的,比如《王宝川》,著名的薛平贵、王宝钏的故事;《西厢记》、后来他在香港做的《梁上佳人》也都如此。这点上,熊式一跟很多剧作家、跟莎士比亚,确实是很相似的。

  另外一个,有关他们为人的传说。

  莎士比亚到底是谁,现在有人认为已不可考。包括是不是真有这么一个人也有争议,有考证说莎士比亚是杜撰的。包括莎士比亚到底长什么样,我们之前插图看惯的莎士比亚,都是那种瘦瘦的;但也有传记作家考证出来说莎士比亚长得就跟猪头一样,是那种酒馆里面豪赌的人。

  看熊式一的传记,感觉他跟莎士比亚对钱对人,也多少有一些相似性。

  印象很深他和妻子的关系。熊式一的太太蔡岱梅也是江西人,大家闺秀,两人算门当户对。蔡岱梅长得挺好看的,更难得的是在生了三个孩子之后又去考大学、读大学。在那个年代,一个女性能跟老公一起留洋,留洋后还写了一本自己的传记以自己真名发表,发表以后赢得很多的掌声,是不多见的。

  从任何来看,我们都会说这样一对夫妻是非常难得的,旧式男性和女性,一个留洋,另一个跟着来留洋,多年患难与共下来,养育了这么多孩子,彼此都取得了成就,孩子也都非常有成就,但最后两个人是闹翻的,分道扬镳,死后都没有葬在一起——熊式一后来回到中国,突然去世,在北京和女儿葬在一起;太太蔡岱梅是落葬在伦敦的。

  熊式一对朋友特别大方。当年他们家在伦敦、甚至在欧美世界都是非常出名的。从郑达先生书中能读到,那个年代说得上名字的人,基本上都在他们家客厅待过,被称“第二个中国大使馆”。从旧式家庭走出来成为新式摩登人物,当时很多报道说他们是摩登和美的家庭,给他们家拍照片。这本传记的封面,其实就截取自当时记者给他们拍的照片,熊式一和三个孩子骑着自行车从镜头深处驰近,可说是当年摩登生活、上流社会、时尚文化的缩影,

  可以看到,熊式一身上饱含着时代剧情感和戏剧性。在这点上,他的“莎士比亚性”还是蛮强烈的。即便不谈剧作,仅从人生履历上,其实熊莎二人也都蛮有可比性的——那种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经手的钱财、泼天的福贵,当日有多豪华,后来就有多落魄,但对男主来说,都是谈笑风云。


有个人成就,也有年代加持

讲熊式一,其实讲的是中国的30年代


  罗岗:熊式一最好笑的八卦是他80年代到水牛城去看孙子,带了一个比自己小30岁的女朋友,据说是一个国民党高官的遗孀。他那个时候已经八十出头了。

  熊式一的儿子叫德威。熊德威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上世纪50年代中国有大量留学生回来,熊德威回国后投身国防事业。熊德威的儿子就是熊式一的长孙,跑到水牛城去读书,博士毕业以后在那边工作。80年代后期熊式一去看孙子,那个“我的《王宝川》只比圣经印得少”的吹牛就发生在那里。

  但我着重想讲的是,《王宝川》的成功,其实绝不简单,也不仅仅是熊式一个人的成功。

  每研究到此,大家都要讲到的是梅兰芳当年到欧洲巡演引得全球震动,获得欧美世界的尊重。西方是有很深厚戏剧传统,莎士比亚是一个标志,追溯起来一直到古希腊,这个传统是有自己对戏剧的理解的。

  而梅兰芳带去的中国京剧是完全另外一套,跟西方不同,但正符合西方的希望。现在也有很多研究讲到,梅兰芳的演出是如何影响到包括布莱希特在内的剧作家,实现对传统西方戏剧体系的突破,受到影响后创作的戏剧又传到中国,影响到了中国。这里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

  但整体上来讲,无论从明星效应,还是从文化或者艺术来讲,他们确确实实是给西方人一种惊喜的。在这个背景下,熊式一确确实实是一个自如在双语、两种文化之间,是一个很懂的人。

  他知道《王宝川》应该怎么改,既要适合西方人,又要保证东方戏剧特别是梅兰芳带来的京剧特定的韵味。其实他改的《王宝川》我们都知道源头是《红鬃烈马》,这个最有名的京剧是麒派代表作,周信芳先生饰演的薛平贵,它那个是没有唱的,跟京剧有很大的区别,但它保留了很多中国京剧的特点,比如说布景非常简化。但它到百老汇去演出的时候,是请了梅兰芳的舞美设计等等,帮他们做了很多服装的。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借的这个东风,更具体而言是一个中国风。他对西方其实很了解,或者说比别人更了解。他知道西方人的口味,也知道怎么保留中国的特色,而且能够抓住时机。

  从这上来讲,他之于中国还真就像“中国的莎士比亚”。不是讲他的成就可以跟莎士比亚并驾齐驱,当然不能,但他确确实实是用“中国风”去改造了《王宝川》。《王宝川》为什么能够成功?是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有他个人的成就,但也有这个时代就是上世纪30年代的加持。梅兰芳出国其实鲁迅先生是有很多批评意见的,但确确实实,我觉得是一个新的东西给西方人看到了。这其实讲的是中国的一段年代史。


熊式一的文化自信甚至影响到军事史

在促成滇缅公路这件事上 他其实是做出一定贡献的


  毛尖:这本书里有很多珍贵的照片。有一张照片下面说明,1935年5月梅兰芳访英期间,熊式一竭诚招待并陪他四处参观,介绍认识了不少英国文化、社会界名士。梅兰芳旁边那个就是熊式一,看得出他真是很矮噢,梅兰芳就不高,他比梅兰花还要矮半个头。

  传记作者郑达先生对熊式一有点,算是比较仰望吧,但他写的很多材料我觉得很靠谱。

  比如他确实在那个时候认识了非常多的社会名流。比如他给丘吉尔的太太写信,丘吉尔太太都是给他回信的。这使得后来在滇缅公路这件事情上,他其实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就是他直接给丘吉尔写信促成的。

  他的《王宝川》出版后,他寄给很多很多作家,他和萧伯纳的关系也很好。他写的小说也寄给T.S.艾略特,当然T.S.艾略特对他可能不太热情,虽然给他回了信,但是拒绝了给他写序的请求。总之那种文化自信他确实是有,他就觉得自己是大家,是以后要得诺贝尔奖的,所以“我给你写封信、给报纸写东西,是很自然的事情啊”。

  说回这张照片,照片梅兰芳穿着西装,熊式一也穿着西装,其实熊式一后来一直是穿长衫的。包括他晚年在伦敦也是穿长衫,他有一件很喜欢的长衫是褐红色的。然后他手上还带那种叮叮当当的东西,玉镯他会一戴戴两三个,会响,就是很酷的那种。有点今天那种“型男”的感觉,他去街上走,很多人会关注他,他也毫不在意。

  这张照片出来以后,英国有一位女士就找到熊式一说,梅先生身材不宜穿西装,要是他一身中装,会显得优雅温柔尊贵迷人。这个话有没有传给梅兰芳我们就不知道了,反正大家可以看到梅兰芳在当年欧美的这种传播确实是说深入人心,一个年轻的家庭妇女都会对他的衣着表达自己的感受。

  还有前面老罗讲到的这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说《王宝川》会在当时的欧美世界那么火——在英国演900场,在百老汇也演几百场,这个“火”的概念是非常了不起的。我看我们最近大概20年,也没有一个中国产的戏剧,可以在伦敦演那么多场次的。

  当然这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熊式一是用英文写作的,王宝川就是在那里开口讲英文的。最开始排练的时候,是在英国一个比较小众的剧院,演员不那么有名的。但是到了百老汇以后,都是比较有名的演员来排的。熊式一把本子也寄给了,比如说费雯丽,费雯丽也表示有兴趣。

  所以当年《王宝川》进入欧美世界,它确实是进入了一个文化旅行的,而且这个旅行不是在一个二流的文化世界中,它是进入了比较高级的一个文化圈。我觉得这点上,《王宝川》还确实是值得做一个博士论文的,有关《王宝川》的世界旅行。它在这点上还是蛮重要的,相比起来,《京华烟云》可能都没有这样。


实际上在中国20年代

熊式一这样中英文修养都很好的年轻人挺多的 只是熊式一更幸运一点


  罗岗:香港中文大学陈晓婷写过一个博士论文,虽然主要关注的是熊式一在香港的一段,但她也着重强调了跨文化的交流。

  实际上在中国20年代,像熊式一这样中英文修养都很好的年轻人是挺多的,只是熊式一更幸运一点。举个例子,学过现代文学的都知道朱湘,朱湘的英文也是非常好的。朱湘给胡适写过两封很长的自荐信,讲自己很有才华但是得不到赏识,希望胡适去提携他。很遗憾,我们知道朱湘后来自杀了。他给胡适的两封长信留在胡适的寓所里,后来胡适跑到台湾去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把它们收集了,后来出了一套书信集,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但胡适肯定是没有给他回信的。就这样一个青年才俊,因为得不到社会的赏识,就走上了绝路。

  相形之下,熊式一比较幸运。他最早翻译巴里剧作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也并没有怎么成名。如果他继续在国内,应该也不会有后来的成就。

  这点上他跟林语堂不一样。林语堂30年代在国内已经是非常有名的散文作家,而且是杂志的编者,还推广打字机、教英文什么的,他已经挺有名气了。

  熊式一去英国原本是准备读博士学位的。他自己讲过,他觉得在中国出不了头,所以到英国去读一个博士学位。但在英国无形之中成就了他,他进入了英语的主流世界。我们都知道在西方文学里,戏剧跟诗歌是最难进入主流的。小说或许还可以凭一些猎奇的东西,比如《上海生死劫》,大家想了解上海的故事,就很容易畅销。或者你写什么政治秘闻,对不对?

  熊式一对自己的定位就是“用英语写作、写给西方人看”。他非常清楚,他在给《天桥》写的序里面就讲,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是用英语介绍中国的——一种是西洋传教士,再一种就是可以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人。但这种中国人也是很少数。

  西洋传教士在中国,无论住了三四年还是很长时间,他们对中国的理解难免“奇观”化,比如爱写小脚、砍头之类的。他说用英文来写中国的故事,我就不要走一个猎奇的路线,小脚、鸦片、姨太太、满大人啊,他不想写这些东西。而不写这些东西,还能获得西方、英语世界主流文学界或艺术界的认同,其实是不容易的。就这一点上来讲,熊式一的贡献还是很重要的。

  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随着中国抗日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之后,西方也有一个了解东方的热潮。那时美英有很多外交官来中国,他们不再做汉学家式的猎奇,而是希望了解现实的中国。还有很多记者,当然最有名的是《西行漫记》,还有好多,像白修德写中国的报告等等。

  熊式一们也要向西方介绍现在的中国,而不是一些被异国情调化、被奇观化的一面。包括他做BBC的评论员其实也有这个原因。做BBC评论员其实就是介绍中国,或者BBC当年要报道中国事件的时候,需要找中国专家,那他就作为中国专家来参与评述。

  所以熊式一可谓“生逢其时”。

  后来熊式一被介绍回中国之后,确确实实就是被纳入了中国文学史。可见这些年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宽度是在加大的。实际上世界文学中一直有一种双语写作,比如最出名的印度作家奈保尔,他们的母语不是英语,但他们一旦用英语写作,就成为了英语文学、或者说英语这种语言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

  之前我们总是强调“转内销”。实际上从这个角度去研究中国作家的英文写作,恐怕需要打开、或者说摆到世界英语文学的这个脉络里面去看,可能可以打开一个更开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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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毛尖 罗岗(作家,欧宝官方-(中国)网站首页教授;欧宝官方-(中国)网站首页教授)

来源丨北京青年报

编辑丨王蓝萱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