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君子以言行动天地。君子主要通过口说的言辞或书写的文字参赞人类之福祉与天地之化育。

　　1923年，一批中国学人便通过“言”做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史称“科玄论战”，或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此事称得上“轰轰烈烈”，不是因为当时显得热闹，而在于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以至于百年后的今天仍值得我们向之回溯。

　　此次论战由张君劢、丁文江发动。张氏时为北京大学教授，研习哲学和社会科学；丁氏为地质学家，1922年还与他人共同创办《努力周报》。此前，丁、张二人的一个重要交集是在1918年参加梁启超组织的欧洲考察团。虽说私交甚笃，却并不妨碍二人在一些时代大问题上见解不一。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园演讲《人生观》，主张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丁文江旋即发表长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指责此说实为谬论：“玄学的鬼附在张君劢身上，我们学科学的不能不去打他。”随后，二人往复辩难，诸多名流加入争鸣，生发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轰轰烈烈的“科玄论战”。

　　参与争鸣的思想家，对于这场论战的意义有明确的自觉。梁启超在论战之始便指出：“这个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学术界中忽生此壮阔波澜，是极觉莫大光荣。”论战结束不久，上海亚东图书馆将25万字论战文字编为《科学与人生观》，并延请陈独秀等人分别作序，还将其称之为“空前的思想界大笔战”。

　　百年之后，翻阅《科学与人生观》，那种活泼泼的自由气息依然透过文字扑面而来，文明生发期所特有的盎然生意令人心驰神往。论战者依其基本立场分为玄学派与科学派。前者以丁文江为主将，成员包括任叔永、章演存、朱经农、唐钺、王星拱、吴稚晖等；后者以张君劢为主将，成员包括梁启超、林宰平、孙伏园、张东荪、范寿康等。两派之间，私谊与公议，并行不悖而两不相害。

　　包容的雅量，体现为论辩者的私德，更呈现为社会的风气。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高校，以《努力周报》《晨报》《时事新报》为代表的媒体，以上海亚东图书馆、上海泰东图书馆为代表的出版界，共同搭建了发表不同观点的开放性平台。同时，论辩各家具有不同的国内外学术背景，如丁文江服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与乾嘉汉学，张君劢、梁启超则信奉德法唯意志论与宋明心性之学。这个开放性平台虽在中国，却俨然是世界性百家争鸣的大平台。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百家争鸣，新思乃长。在“科玄论战”中，思想家各抒己见、往复辩难、相互启发，逐渐明晰“科学”“人生观”等核心概念，逐渐聚焦科学与人生观之关系这一核心议题。一些重要的现代性议题也逐一浮现并得到初步探讨，如斯诺所谓“两种文化”（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合、自由意志与因果决定论的冲突等。在此意义上，“科玄论战”实为一场围绕现代文明而展开的集体学习活动。

　　从内容上看，此次论战触及到时代大问题。张君劢提出人生观不受科学方法支配的主张，其意之所在乃是破除时人“迷信科学之毒”，在科学万能的空气中阐明“科学能力有一定界限”。张君劢自许的科学反思，在“夙以拥护科学为职志”的丁文江看来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反科学论调。从张氏立场反观，丁氏的观点则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唯科学论或科学万能论。

　　特定的科学观，又总是关联着一种特定的形上学（论战中所谓的“玄学”）及更一般的哲学（包括形上学、伦理学、知识论等不同的部类）。因此，科学观之争也是形上学之争、哲学之争。据此，当时参与笔战的张东荪发出评论，丁文江“只是采取与自己性质相近的一种哲学学说而攻击与自己性质相远的那种哲学学说”。

　　一些历史意识敏锐的思想家，还自觉地在历史脉络中去思考“科玄论战”的意义，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当时的问题，不是科学带来灾难，而是科学远远不够昌明。因此，张君劢的主张乃是“不合时宜的有害之论”。

　　从更大的尺度来看，围绕现代文明展开的集体学习活动始于19世纪中叶。起初，“开眼看世界”的先知先觉者看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过，他们似乎更多把坚船理解为孤零零的独立实体。后来，张之洞等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时，坚船已被理解为现代工业体系中的一个要素。不过，他们也只看到了西方文明中的器物层面，继而主张中国的“道”，包括伦理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是用不着变的。

　　甲午海战之后，严复批判“中体西用”，强调一种文化（无论中西）的有机性：“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严复对西方文明之体系性理解更为全面：不仅有见于器物，还有见于制度与思想文化。不过，严复对文明体系的理解依然是僵化的，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学人的思想虽然倾向与重点之不同，但又呈现鲜明的共同特征：一方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理解更加深入，标举其根本面向科学与民主；另一方面，开始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不足之处，认真思考中国传统文明的当下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梁漱溟主张在意欲方向上实现中西的深度融合，生发出一种新的意欲方向。这一思路的突破之处在于，通过调和“中体”与“西体”来创造出新的“体”。依此理解，文明体系不再是僵化的，而是生成的。

　　“科玄论战”将新文化运动的思路继续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一方面，通过论战，对科学的理解更加明晰细致；另一方面，对科学及西方现代文明之盲点的批判性考察前所未有，由此拓展了接纳中国传统思想的必要空间。丁文江批评张君劢复兴宋明“玄学”。但换个角度来看，张君劢的努力何尝不可理解为跳出西方现代性、对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冲动？

　　文明体系是在文化激荡中逐步生成的。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真正跃入“古今中西”各种要素氤氲化醇的大结构。古今中西，和生新体，即由旧体之和而生出新体。“新体”是生之成，“和”是生之道。这个处于胚胎状态的“新体”，在当时没有得到命名。今天，我们可以自信地将其称之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或“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点，也许是在百年之后回溯“科玄论战”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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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刘梁剑（欧宝官方-(中国)网站首页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东方哲学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王越月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