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地区征收外商关税一直由江海关进行。英美法商人借口中国海关制度腐朽，一直企图谋夺关税征收权。利用中国内乱夺取对外商征税权成为列强共同的目标。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列强实现了这一目的。
一个半世纪前的上海，还是江苏省松江府辖下的一个濒海小县，地处扬子江的一侧，当时上海还没有固定的名称。有人称它叫黄浦滩（江干），还有叫烂泥渡，外国人称The Bund（堤岸）。1843年根据《中英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的规定，上海作为五口通商之一，正式对外开放。随着黄浦江两侧人口增多，黄浦江西侧渐渐人烟稠密成为中心。19世纪末20年代初，黄浦江一侧已是高楼林立，外商云集，商馆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渐渐被称为外滩、上海滩。随着开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侵略的加深，英、法、美等国先后在上海“租地造屋”，建立使领馆、商会，各种金融机构也先后建立起来。上海的近代繁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
当时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大量的原料出口，打破了传统的经济平衡，大批农民日益贫困，大批手工业者因生计无着而失业，流离失所，流落城市，成为城市中无业游民，浮游于社会下层，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
江苏、浙江、福建历史上就是人多地少的地区。农民受封建压迫剥削特别深重，道光初年，松江府的赋税“几抵湖北一省”。因此，矛盾很深。民间反清的秘密集会、结社一直绵延到了近代。福建的小刀会就是其中之一。上海开埠后，福建地区的小刀会成员随着中外贸易，陆续来到上海，他们有的充当外国商船水手、有的充当外国洋行的苦力，有些从事贩卖鸦片的勾当等，从本质上他们还是一支反清的社会秘密组织。福建小刀会成员刘丽川等成员基本上都是下层民众，流落上海的“农民”，深受中外双重压迫。在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发动反清起义，因发生在上海，故史书一般称之为“上海小刀会”起义。
小刀会起义后列强加紧谋夺江海关外商关税征收权
利用中国的内乱，扩大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和勒索是西方列强惯用的手段。
小刀会起义是太平天国起义时期上海地区发生的一次农民起义。虽然规模不大，但因上海是“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因此对于上海乃至近代中国均具有不小的影响。尤其是上海的江海关对外商关税征收丧失。在五口通商之前，上海就有海关的设立。1685年，清政府设立江海关。江海关初设今天的连云港云台山，后移至上海。五口通商后，外国人利用在中国取得的种种贸易特权和领事裁判权，大批冒险家和不法分子抱着到中国大发横财的美梦，蜂拥而来，并和英、美、法各大洋行勾结，组织庞大的走私集团，利用速度极快的飞剪船，采用行贿手段，收买海关员役，猖狂的走私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上海开埠后，海关仍在清朝官员的管理之下，沿袭战前老一套方法，组织管理散漫松弛，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这也给西方强大的武装走私集团钻了空子。江海关员经不起走私犯的腐蚀，受贿纵私，相互串通，共同舞弊。这种情况同样也引起西方政府和大财团的“不满”。英国资本主义需要整个资本集团的利益。部分走私集团的活动不符合整个英国乃至美、法等国的利益最大化，他们寻求迅速“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落后的海关制度与英、法、美等西方走私集团的猖狂活动不符合西方列强对华的殖民侵略加速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整体入侵，而当时夺取中国的海关管理权成为当时“重中之重”“当务之急”。
毋庸讳言，当时上海已经取代广州，成为西方列强扩大对华贸易的“重镇”其地位日益凸显，而当时的江海关和其他的海关如粤海关、闽海关、浙江关一样，虽被迫开放，但海关的行政组织、官员的任命、人事管理、制度、方针政策、章程条例都仍旧是根据统治阶级自身的意志决定的，“它有决定应课何税的主权，从来没有被各该有关外商的政府非难和干涉过”。
总之，当时中国的海关组织管理、征税制度、稽查办法、财务行政等方面都是封建的、落后的、腐朽不堪。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来说“既不满又无奈”，尤其是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期的英国尤为如此。因此，迅速改变中国通商贸易制度、海关管理制度，打开中国市场，将中国变为列强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成了整个西方的“共同目标”。
西方列强利用上海小刀会起义趁机夺取江海关外商征税权
英国领事阿礼国违背《暂行章程》，实际上拒绝外商缴税权交还给中国。
1857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在太平天国胜利进军南京和闽南小刀会攻取厦门的鼓舞下，一举攻占了上海县城。署上海道吴健彰仓皇逃进租界避难。外滩的江海关随即也被起义军一举焚毁，于是上海海关停顿。英国领事阿礼国以海关关税外商无法缴纳为由，制定上海《海关行政停顿时期船舶结关章程》，借口由英国领事指派人员代替上海道代收外商税金，（主要是英商）指出只要向英国领事官员缴纳税金即可出关。事实上英商大多逃税未缴。英国此举取得美国领事同意。英、美、法等国就此夺取了上海海关外商关税征收权。
由于清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小刀会起义，需饷严重，急令吴健彰赶紧恢复上海海关对外商征税。吴氏先是建议在上海海关原址恢复办公，但阿礼国以此举“将使外商有生命、财产的危险”为由而加以拒绝，吴健彰没办法，提议在船上设立临时海关收税。鉴于当时沿海走私活动猖獗，也是为了镇压太平军，清政府曾在澳门招募了一批拖船，其中有5艘停在上海陆家嘴一带，吴氏决定用两艘快船作为临时征收关税之用，并照会各国驻沪领事。英国领事阿礼国以此违背《暂行章程》，头一个表示拒绝。实际上拒绝外商缴税权交还给中国。吴健彰在清政府的严厉勒逼下，只得在苏州河北岸的虹口租赁一所民房作为临时海关，并照会英、法、美等国领事，宣布于1854年2月正式办公。但此举同样遭到列强的拒绝。报关、结关者寥寥无几。在万般无奈之下，吴健彰只得再次改变办法，在通向内地的闵行镇和青浦的白鹤镇，另设关卡，向本国的商人直接征收外商应缴纳的关税，并通知了英、美、法等国的领事。
从列强拒绝向江海关缴纳关税到中国海关征税权的丧失
总税务司名义上隶属总理衙门，实际上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掠夺中国的机构。
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上海的第11个月，英、美、法等国驻沪领事，以英国领事阿礼国为首，联合美国领事麦莲等于1854年7月，策划了一个接管上海江海关关税征收权的会议，并成立了一个税务管理委员会，下设由外人负责征税，武装缉私等专门机关，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全面接管江海关外商征收税饷的机构。吴健彰在英、法、美等公使答应归还小刀会起义期间外商拖欠的关税“口头承诺后，表示认可。”从此，江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成了英、法、美三国驻沪领事管辖下的附属机构。
在英、法、美三国领事的胁迫下，上海地方当局全部屈服。于是，三国对小刀会起义军态度立即180度转变。不再宣布“中立”，完全倒向清政府一边，三国帮助清朝官兵筑墙，围困小刀会起义军。在中外联合镇压下，上海小刀会起义军最终于1855年2月失败。事后，英国对于拖欠的100多万两关税全部未还，而美国只缴纳了三分之一。江海关只好无奈地表示“豁免”。同时，设在洋泾浜以北的江海关盘验所原为专征外商贸易税，人们俗称“洋关”，开始称为“海关”。由于外商激增，“夷税”征收也相应猛增。“海关管理委员会”当初设立目的原是为了取代腐朽的清朝海关及大规模非法的走私问题，但客观上促成了半殖民地的贸易秩序的建立，使上海海关变成“列强驻华使馆的附属工具”。从此，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1854年，“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实际大权落到英人李泰国手里。1856年至1860年间，英国政府为了满足本国工商集团扩大在华的利益，重建对华新的贸易秩序，联合法国，借口“换约”“亚罗号事件”“马赖神父被杀事件”，联合发动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英国领事李泰国参与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谈判。上海海关成为英国对华关系的基石。《天津条约》规定清朝政府“邀请洋人”帮办税务，经英使威妥玛“推荐”，李泰国受聘于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被清政府辞退后由赫德继任总税务司。1860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后，总税务司随后从上海迁至北京。名义上隶属总理衙门，实际上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掠夺中国的机构。由小刀会起义引起列强将中国近代海关制度殖民化，见证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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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谢俊美（欧宝官方-(中国)网站首页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丨团结报
编辑丨王蓝萱
编审丨戴琪
